不大好笑的人生 ＿ 閱讀影響我什麼
我阿嬤要我對你說髒話。
那位阿嬤這麼說：
「金融業真的凌駕於司法之上？」
對此，本書讓我思考，我們整個社會群體事件背後迫切需要的事物。
今天我想直接講本書觸發我的三個主題（朋友吐糟我：平常是有多愛閒聊！）。
我們有三項不夠：
⒈ 不夠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
⒉ 不夠短的工時。
⒊ 不夠格成為中產階級。
【不夠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
這個標題是本書讓我想起露絲貝德金斯伯格的一句話（註1）。
注意，她說的是「不夠」，不是「不要」、「不想」、「不願」、「不能」。
意味著，我們重新打造我們的家園的可能性。
更妙的是後面，「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到底指的是什麼？
我沒有要去分析她講的是什麼，這交給別人來做；而是，我要藉由三個小標來闡釋本書在我心中所揚起的思想：
A. 不厭其煩地談論男權運動。
B. 什麼時候我們才要在乎別人在乎的事情。
C. 一顆蘋果從桌上滾下來⋯⋯
〔。〕不厭其煩地談論男權運動：
我的文字大多成人不宜——沒錯，是成人——因為我認為成人日復一日的生活異常脆弱，更別說我們成人賴以維生又根深蒂固的信念，有多脆如枯葉了。
只要稍稍動搖成人們的信仰，不是引來莫大的反彈聲浪，就是襲來巨大的訕笑風暴。
我在想，若非潔瑪哈特莉、莎蒂絲艾娃、珍瑪莉史勞特、亞莉霍希爾德、華倫法雷爾和約翰葛瑞，我也可能是當有人說出「想打倒父權體制，我們現階段要做的事情是，發起男權運動」會漫天嘲笑或者勃然大怒的那一派。
以前，我可能會認為，所謂的「男權運動」就是「不再讓人帶著面具去送命運動」；然而，情況可能比我想得還要更全面、更貼近每個人。
一句話思考：
「照顧小孩長大是我人生中最棒的決定。」
我從來沒有從一個華爾街的王牌銀行家或是紅牌證券交易員口中聽到這句話，從我出生以來就沒有聽過或見識過。
當然也沒有聽到奧斯卡金獎導演、全球前50大企業的執行長聽他們說這句話。
是啦，我是知道有太空人說他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卻不知道有多少太空人能照料他們剛學步的小孩，踏出他們的一小步。
不過情況複雜了點的是，也許太空人的眷屬會在社群網路上釋放出全家人推著漂亮嬰兒車的美好照片，來傳遞出他們有接納「人們生兒育女的需求」。
又或者是，我最近看到有企業說他們有46%（還是43%？我忘了）的高階主管是女性而沾沾自喜。
對我來說，這家企業只是偽裝成迎合世界潮流所發展出來的行銷辭令來明哲保身。
我就問一句：
剩下的54%，願意未來10年到15年，或者願意更久，專心在家照顧小孩和長輩嗎？
然而我們一點也不明白的是，即便現在已經是21世紀的二零年代了，我們在各大傳媒平台上——不論是看的還是聽的——仍舊隱約地訴說著「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
你知道我怎麼解讀這樣的氛圍嗎？
這是一個究責與卸責的環境，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分。
我在想，所謂的「生兒育女的需求」，不是只是增加人口罷了。
而是建立佛瑞德寇夫曼所說的「無條件的負責」的態度。
假設你有一個姐姐，而你的姐姐有一個小孩。
她有一天沒辦法照顧她的小孩，可能她要出差之類的，請你幫她照料一下小孩。
你當然可以餵那個小孩吃麥當勞鹹酥雞、把平板丟給那個小孩自己玩，然後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不用管那個小孩了，更別說你也不用聽那個小孩對你傾訴學校老師很兇，每次罵人感覺都在針對自己。
這些話你都不用聽，也省得給建議，當然也不用給予情感上的支持與關心。
因為那個小孩根本就不是你的小孩。你心想。
然後你就落入了「有條件的負責」的文化思維。
那個條件就是：跟你有切身關係、利害關係的人事物，你才懂得去負責——這是自由資本大眾文化主義的代價（我自己發明的名詞）。
再一個假想：
你的同事「又要」請產假了。
然後你開始算，算你原本的工作內容加上同事不在的期間的份內工作，要如何在對方請完產假回來之前的這段期間，分段完成，然後又不用搞得自己每天都要加班的狀態。
你在算這件事情。
而我們「整個社會」天殺的超會算這類事情的。
還有一件事，我們的文化不鼓勵我們在乎他人在乎的事情。
前文的你的姐姐、你的同事，她們在乎的是什麼？
她們在乎她們的小孩，但沒有人教育我們去在乎別人在乎的事情。
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們還在乎一件事情：
你。
你姐在乎你有沒有被她的小鬼弄得人仰馬翻；你的同事在乎你有沒有因為工作份量增加依舊被主管不體諒對待。
我們之所以沒有意識到其實別人也在乎我們，我在想，是因為我們始終認為我們根本不在別人的照顧範圍裡；而這又回到了「有條件的負責」這檔事。
我個人覺得，一旦我們體認到其實別人也在乎我們，是讓人動容的，也是開啟良善的循環。
因此，我對於男權運動，有兩項重點：
一、停止究責與卸責的文化氛圍。
二、在乎別人在乎的事情。
也因為如此，我認為，男權運動才會有「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這樣的核心價值。
但什麼時候才能開始？
〔。〕什麼時候我們才要在乎別人在乎的事情：
我自己從小的教育環境，就是在鼓吹要強化「自己」在乎的事情。
不相信？
你可以到台灣隨便一條知名的補習街去看一下他們標榜的科目。
有「如何協助他人完成夢想」嗎？有「陪伴別人度過難關」嗎？有「當面對現今喜歡挖別人傷疤、喜歡起底別人的社會環境，該怎麼打造出一個人人都願意將正直、善良謹記在心的人際網絡」嗎？
我們鼓勵大家追求到後來會讓我們感覺非常糟的事物。
我們追逐的其實不是表面上的數學滿級分、台大電機系、成為醫院院長之類的。
而是當整個環境說經濟不景氣時，你還可以拿8個月年終的暗爽；當很多人都搶不到排隊名店，但你仍有其他管道拿到那個你可以放在社群網路上炫耀的東西；當別人都在超時加班時，你會沒頭沒腦地回應：「是他們自己能力太差。」；當現在瀰漫著互抓每個人的不堪，好讓別人當眾出醜時，你也跟著一起批罵那被落井下石的人，以便讓自己擁有歸屬感與優越感；當中產階級勞動家庭因為銀行貸款利率驟變而他們的屋子被法拍時，你會理所當然地說：「這要怪那些人沒仔細讀好公開說明書。」。
我覺得這些之所以事後會讓我們感覺很糟，是因為它們都是一種「看狀況」的情形——有條件的負責。
它是一種看勝敗而轉立場的態度。
我們其實心知肚明那不是追求幸福的最終目標；我們其實是在犧牲別人、藐視別人。
我想起從小到大所經歷過的運動項目：躲避球、游泳、籃球、跑步等等。
我們要的是在比賽中獲勝，不是嗎？但我們很常是想要打敗對手。
在這過程中，對手的人性就被我們貶低了。
想想不只運動項目，只要我們覺得在職場上、社會上，或是家庭裡，有人威脅到我們，我們就會想戰勝他們，我們想要他們在大眾面前向我們認輸。
妙就妙在這裡，我們明明知道那種贏家的感覺很難受，卻偏偏認為那跟成功、快樂有關。
你可能會覺得上述我講的，跟人性的劣根性、人性本惡有關；如果有讓你這樣想的話，我得向你和經歷過這樣事情的人致歉，因為我說得還不夠完備、因為我想說的其實是一種「體制引導行為」的狀況。
寇夫曼提供了一個思想實驗：
假設一個足球教練為自己的球隊分成兩個子團隊：
a. 進攻隊。
b. 防守隊。
進攻隊依照射進別的球隊的門來加薪；防守隊如果被別的球隊射進門的話，就要被扣錢。
因此，進攻隊寧可 4：5 輸球，也不要 1：0 贏球。
另外來看，防守隊寧可 0：1 輸球，也不要 5：4 贏球。
總體來看，進攻隊不會想去幫防守隊的忙，即便防守隊那個時候天殺的超級需要進攻隊，但他們死不去，因為進攻隊忙著要去進攻呢，remember?
反之，就不用我講了吧。
這就是麥克魯漢所講的「媒體即訊息」；體制也是一種媒體。
你知道我怎麼想這個思想實驗嗎？
我在懷疑，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只是這個體制的放大版——我們看似各忙各的，死也不去幫忙，不是我們心裡住著一個惡魔，僅僅是人們因為在缺乏改良的章程規範下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我們「就是」動物，有感覺、有很多感受、有很多我們自己在乎的事情；在我們營造出的環境裡，我們長期打壓他人所在意的事。
我們被教育要很會算自己的年假剩多少，卻沒人教育我們看到別人明明請了年假卻被叫回來哭喪著臉工作，要如何鼓起勇氣捍衛他人的權利。
要明白的是，在體制下的人們，不是你的反派、不是你的敵人，也非壞人怪物，他們只是跟你我一樣是內心深刻的溫熱軀體，做著跟你我一樣會認為自己是對的事情。
我們戳破、嘲笑、藐視他們珍視的事物，到了晚上我們也不會睡得很香甜。
我們要戰勝的不是他們——一如比足球，我們不是要把別人的腳踢斷，我們只是想踢一場好球，贏得比賽而已。
我的標題可能下錯了，根本不是「什麼時候」，因為答案我們早就知道了：現在！
而是要改成「如何」。
「不夠」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那就大家一起想辦法打造與提升；「不夠」無條件的負責，那就大家一起想辦法談論它、一直一直講它。
因此，我想到一個可能性的思考方法：
環境再造。
〔。〕一顆蘋果從桌上滾下來：
以下是我自己發明的思想實驗：
現在你在一個空間裡，什麼都好，就只是不是你的房間罷了。
你現在的空間，可以是：
你跟幾個陌生人一起租賃的房子的飯廳、你在等節目通告的休息室、牙醫診所的候診間、你要去人家家裡玩，但你沒有磁卡，所以你在朋友家社區的一樓大廳裡等對方下來接你、你公司的茶水間、你幫你哥去他小孩的補習班接他下課，但還沒下課，所以你在櫃檯旁等他小孩、百貨公司的服飾店裡、你闖禍了被叫去訓導處，行政人員叫你坐著等主任回來、你過年去爺爺奶奶家拜年，坐在他們家客廳裡啃瓜子、你在彩券行裡排隊。
然後不知為什麼地，在你身旁的一張桌子上的一顆蘋果滾下來，掉在地上了，但它沒事。
試問，你將會有什麼行動？
有人說撿起來放回原來的桌子上；有人說撿起來放回原來的桌子上，拿個附近的東西擋著不再讓它滾落地上；有人說撿起來擦擦衣袖，咬一口；有人說撿起來看到訓導主任回來，往他頭上丟，腳底抹油快跑；有人說不理它，繼續做自己原本的事，又不是自己弄掉的，反正什麼彩券行老闆還是補習班櫃檯人員之類的會去撿起來；有人說不要撿，澆點水，有一天那兒會長出一棵蘋果樹。
我們現在可以講前面來不及說的「無條件的負責」了。
假設你跟別人合租公寓，對方有一天趕著上班，所以早上煮的鍋碗瓢盆，全沒洗，醬汁、橄欖油、碎肉末原封不動地黏在上面。
於是你就幫他洗了。
當天，對方下班回來後，你問他事情的來龍去脈。
「因為昨天加班晚下班，所以晚起床了，來不及洗好才出門。」他回答。
這是事實，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寇夫曼說了一個例子，他說他常在人們面前拿起一支筆，然後放掉，筆掉地，他便問：「筆為什麼掉了？」
有人回，因為地心引力。
這是事實，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前面的沒洗碗的例子，只要他加班，隔天水槽就會出現一堆髒碗，問題還是重複啊！
如同只要有地心引力，寇夫曼的筆就會一直掉，問題還是重複啊！
所以有些人回，你沒拿好筆。
人們往往抓住事件的單一原因，但很多時候，事情有多重原因（就如掉筆事件）。
筆拿好了，情況就得以改善。
想好了如何前一天加班隔天不堆積髒碗的替代方案，情況就得以改善，關係也就得以修復。
進一步談前面桌上蘋果掉下來的例子，很明顯不是你弄掉的，但你可以撿起來不讓他人踢到或踩到滑倒之類的；或更進一步，你可以防止它再掉落（拿個東西擋著），這樣別人如果趕著上班上課，就不用面對撿起蘋果的心煩意亂。
如果你發現是那張桌子的傾斜問題，你便可以修整那張桌子，即便那張桌子不是你買的。
你就是開始在乎別人在乎的事物了。
你可以為問題以及狀況進行無條件的負責，你有能力去回應它，為彼此環境再造，因為我們都是環境裡面的人。
「簡志穎注意你講的話喔！我覺得你這是在指責受害者，這在我們這個時代，可是死罪呢，文化死罪；如果哪天有個該死的變態綁架我的兒子，你是說我也要為這種狀況進行什麼天殺的無條件的負責？！」朋友很生氣地說。
我的想法是，我們有更多可能性，除了咒罵、自責或悔恨以外的行動。
我不知道要如何為此辯駁，我得承認我還太涉世未深了。
不過我有很多可能性的思考方式：
假設你是1997年出生的，你很明顯不用為二次世界大戰負責，因為二戰早在1945年就結束了，你也不是什麼發動者之類的。
但不代表你就可以不關心整個歷史發展過來的情形，你的爺爺奶奶是怎麼過生活的？二戰是讓他們致富還是流離？他們怎麼看待白色恐怖？在怎麼樣的背景下他們養育你的家長長大成人的？而整個家庭成員表親之類的關係如何對你造成影響？
有人可能會說，二戰太巨大、太遙遠了，想都想不到。
但我認為，如果要等到你當上外交部部長、食藥署署長，還是將軍要運用文件簽署來決定那些你看不到的模糊陌生人的生死之類的職位，你再來培養無條件的負責，我覺得你會反應不過來。
因為我們是習慣的動物。
舉個例子，這你都比我懂，現在人們在排隊、等人、在坐車、在閒置的時候，會掏出什麼東西呢？
所以習慣應該要由每日實踐開始。這不是什麼其他的東西，就只是道德；而道德攸關我們與他人的關係該如何互動、而與他人的關係決定我們的人生是否美滿幸福。
好，我還有，假設你跟你爸爸一起搭公車出去玩，你所在的縣市很貼心地提供了敬老卡給老年人搭車服務。
只是當你爸爸上車刷卡時，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句子，「卡片未完成」。
所以你馬上拿出你的另外一張悠遊卡或是一卡通給你的爸爸刷上車，你不想擋住其他人上車。
但這只是把蘋果撿起來放回桌上而已。
你可以在結束遊玩後，替你爸爸去區公所或是公車總站之類的服務台解決這個問題，讓他下次自己搭公車時不會心煩意亂。
這就是防止蘋果再掉下來、不讓他人困擾的方式。
又或是你不是那對親子，你只是公車上的乘客。
車裡人很多，那對親子分很開坐，當公車司機看到有人沒刷過時，特地停下車，起身走到那位爸爸的位子旁，大聲說：「你要下車的時候再投錢！你沒刷過！」
那位爸爸看起來很明顯很慌張，
你身為陌生人，你可以回應公車司機：「他的小孩剛剛拿了另外一張卡幫他刷了。」然後轉頭對那位爸爸說：「你可以去區公所社會課幫你看卡片怎麼樣了⋯⋯」
這就是無條件的負責。
而不是掏出手機開始錄下這一刻，要網路上的人評評理。
很明顯地，那位爸爸的卡刷不過，不是你這個陌生人的問題，但你仍然「選擇」去回應這個世界了，我覺得我想表達的就是這種無條件的負責。
回到剛剛的「室友加班，隔天就會出現一堆髒碗」例子，你可以討厭他、跟他作對（比方曬衣間掛滿自己的衣服不給他掛之類的）、故意睡覺的時候打呼超大聲隔壁都聽得到（如果你做得到的話），但你可以選擇藉由環境再造，來讓室友改良自己的行為，進而修復彼此的關係。
好比，你藉由日常推理，你發現室友之所以堆一堆碗，其實是因為水槽與碗盤收納架的中間隔著一台烤箱跟一台微波爐，你突然意識到這個設置為什麼這麼廢冗，為什麼不掉換一下位置。
於是，你室友再也沒有堆一堆碗了，即便他加班到很晚。
不過，實際情形可能需要更多的細節推理，在這邊我為了舉例，僅是簡化思想實驗，但我個人覺得這是很好的起始點，能讓大家明白，這裡沒有壞人，只有系統性應允行為（我自己發明的詞）。
我們也許都遇過這樣的情形：門ㄍㄧ嘎作響也沒人在意、小強翻肚躺在那，好幾天也沒人掃走。
有時是人們在等人去處理，有時人們是覺得那還可忍受。
有時你就是受不了了，所以你選擇為公車上那對親子著想，你就是想為他們應有的權利捍衛。
接著我想，我們該來談談這個時代的權利救濟。
【不夠短的工時】
「你給我等一下，談權利救濟講工時是在幹嘛呢？」你可能會這樣問我。
我們都知道，工作佔據我們人生一大段時間，而我們一上學就被認定要為未來的工作付出，藉由考試來看我們夠不夠格。
但我想談的權利救濟，你不必像本書作者一樣去競選美國參議員，一樣能為他人和自己爭取。
另外，我也想終結以前公民老師告訴我們「法律不保護讓自己權利睡著的人」這則神話。
接下來，我在這部分，將本書撼動我思考的關鍵點分成三個：
A. 若是工時短，我們就會到處吃喝玩樂。
B. 萬人響應，在線坐等。
C. 別人的權利，干我屁事。
〔。〕若是工時短，我們就會到處吃喝玩樂：
我想要來改編人權記者瑪麗安娜葛羅斯的話（註2）：
「想要資源的人就得先去登記排隊，想辦法親身參與。但如果你沒拿到那份資料呢？沒有人告訴你申請資源的管道呢？更別說還有人霸佔你應得的管道。」
繼續改編：「在走向這些櫃檯的路上，尤其是每年繳稅的那些人——就連沒錢繳稅的人也是——很大一部分會被一種跨足於商業及政府而存在的類似形式所吸引——也就是社群網路。」
「所以簡志穎你到底想表達什麼啊？！」朋友大聲詢問。
我們到底是因為那些貓咪迷因，所以才不斷拉長工時？還是，正因為我們工時一直越變越長，我們才要尋求那些迷因梗圖的慰藉？
尤其，眼下這個時機點，情況是如何已經讓人摸不著頭緒了。
但很明顯地，網絡當初是為了讓人們天涯若比鄰的；難不成你相信最一開始的那些「網路開拓者」，他們會在千禧年之前說：「我們來發明一樣東西吧，讓所有人可以互相起底、互相抓彼此小辮子，讓大家都忙於此，然後工作越拖越累越長，然後一而再再而三嫉妒別人買了什麼體驗了什麼，自己腦充跟著去做，搞得自己不得不拉長工時，以便支付帳單，最後心理健康下滑；於是整體人類越來越衝動行事，我們就成功讓整個世界在燃燒了！」
應該不會這麼先知吧？
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們還真是成功了呢。
有人可能會指責我為什麼把工作跟社群網路兜在一起講；我會回答，誰要是不承認這兩者為現今人們主要日常作息，誰就是在自欺欺人。
有人會說如果我們縮短工時，我們就會整天吃喝玩樂、擺爛怠惰。
我聽到這個都會噴飯大笑，在現在這個反烏托邦世界，我們就是巴望著手機夢想整天大富大貴、吃喝玩樂、擺爛怠惰，才使得我們忽略了自己可以改良的權利，於是工時變長，也沒人說話（有啦，就偶爾的新聞週期報一報、世界權威機構調查一下、報告一下之類的，沒了）。
我覺得，工作是我們最最最基本的權利——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工時短，我能理解這聽起來很像自我矛盾，我明明在講不夠短的工時，居然在這裡講不是工時短，因為我真正在講的是工作的質與量。
工作之所以是我們最最最基本的權利，我認為不是因為它是我們繳信用卡帳單的來源，一定有什麼更根深蒂固的概念在你我之間。
「我們可以選擇回應這個世界。」
這是我目前為止體悟到工作最棒的價值，而非一種必要之惡。它是一種福氣，而剝奪它是一項生不如死的懲罰。
也許喬治歐威爾猜錯了，我們現在最該怕的不是老大哥——這套虛構故事已然一廂情願地過時了——而是我們再也不願承擔責任。
我們現在這個APP時代，渴求自由，卻最怕負起責任。
「我想讓你成為這次專案的負責人。」
「我不要。」
「為什麼？」
「這樣我就失去看韓劇、假日和朋友去花博公園野餐、每天睡飽睡晚、無憂無慮地在家高歌耍廢的自由了欸，因為我還要每天提心吊膽、像個為人父母的人一樣關照專案的進度，而且吃力不討好，做得好人家視為理所當然，做不好人家罵到爆；簡直就跟養小孩沒兩樣，養得好別人覺得是正常的，養不好別人會說你這家長怎麼當的啊？」
我們之後會明白，你的權利，是來自於其他人的負責。
在那之前，我在這裡想說的是，我們被剝奪「回應這個世界」的權利的時候，竟然渾然不知，原因就在於我們心愛的友誼科技內容——好比那些貓咪迷因、名人醜聞——遮蔽了我們應爭取的基本權利之質與量。
然而，即便我們每個人都有意識到這件事情，成效依然不彰，到底是哪裡出錯了？
〔。〕萬人響應，在線坐等：
本書讓我大徹大悟一件事情：
負起別人責任的責任。
首先，我們眼看地球在燃燒，所以我們呼籲大家要環保愛地球、要保護好雨林、拯救北極熊；我們看到小孩餓到喝髒水、獨居老人病死在家，所以我們喚起民眾要終結貧窮；我們看到數百萬的勞動家庭失去房子只能睡在RV裡，一家大小在公園、美術館的公共洗手間洗澡刷牙，所以我們不只要求大家一起動員改革金融法案，也要大家重視居住正義的議題；我們明白盲目地打擊毒品是錯誤的方向，所以我們提倡教育、關懷的重要性。
這個時代的人，履歷表上的內容應該可以寫上：
⒈ 擅長對於演算法頂上去的內容表示認同——白話文叫做按讚。
⒉ 在虛擬空間發表高見，然後觸動人心。
然而，總體而言，卻是言行無法一致。
因為若真是我們在網路上呼籲，大家就會起立行動的話，我們現在就不會再看到環保主義和資本主義演的一齣又一齣鬧劇了，對嗎？
我在寒流來看到有人睡倒在路邊，那個人的興趣其實是在寒流來時睡在馬路上？
還是說我們真的已經超級滿意現在的金融法案了？催眠自己現在的房價一點都不高？
有人吸食海洛因過量而死，每個人100%自動自發地不會去問這種「他是怎麼把自己搞成那樣的啊」的蠢問題？
只要我說出「負起別人責任的責任」，大致上就會出現兩種反彈：
一是前述講的指責我在指責受害者，二是認為我是在闡揚救世主心態、超級英雄降臨主義、黃種人的負擔等等的。
一定是我講得有欠全面，才讓人會這樣想，那我們先來看看「負起別人責任的責任」，企圖建立什麼可能性：
不把責任推到個人、不貶抑個人的回應能力。
以上就是我渴望超越一則神話的核心價值；而那則神話就是，「法律不保護讓自己權利睡著的人」。
語言也是一種媒體，媒體必定帶有偏見，誰要是認為「媒體永遠是中性的，要看使用的人的動機為何」，那絕對是太過天真的一廂情願。
所以我寫的這些文字，也是語言，註定有偏頗、有偏見；如果你願意閱讀我寫的，代表你願意看看不同於你的世界。
那麼我們回到那則神話上面，我前面沒有用「戳破」這個動詞，我用的是終結、超越，因為我僅把它當一項舊時代的產物。
一個舊世界的觀點。
裡頭有兩個社會暗示：
a. 個人權益個人爭取。
b. 你沒有去爭取，不關我們的事。
實在是不知道哪個是因、哪個是果：是a和b造成了「我們不在乎別人在乎的事情」文化環境，還是，是「我們不在乎別人在乎的事情」文化環境允許了a和b？
又或者是，彼此相互強化、交互甚囂塵上。
這樣的催生，讓我來假設一下：
倘若你真的很想終結貧窮、打擊毒品，然後一位活生生的街友就站在你面前；對方每天乞討，拿了錢去吸食海洛因。
你可能會推託說，你沒空、你又不是社工；你還有工作要應付、老闆要對付、客戶要纏鬥等等的。
所以下一句話，你可能就會說出：對方怎麼不去匿名者戒毒聚會、怎麼不去申請市政府的就業資訊服務所提供的課程來進修。
對，我們很容易這樣想，是因為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生活的，當然不會去在乎該名街友到底在乎什麼。
刻板印象要我們覺得是海洛因，但我個人主觀偏頗地推斷，百分之兩百萬不會是海洛因。
而是能否回應這個世界。
對方只剩下海洛因這個選項了，不得已才拿它回應這個世界。
但我們卻天殺的以為甩對方兩巴掌、叫該人清醒一點，說著什麼「自己的權益自己爭取」口號，然後對方就會開始去找工作？
或是，上述你都沒有這樣認為，純粹就是你太忙了，你每天工作11小時，一週工時超過60小時，也沒人為你的權益來捍衛，因為從那則神話的觀點來看，你也跟那名街友一樣，「你沒有去爭取，不關我們的事」。
此外，另一個恐怖雷同是：對方乞討，把錢拿去吸食海洛因；你奴工60小時，把錢拿去低頭吸食手機藍光。
我能理解，此時有人會抗議說：「所以我們才需要有人代理我們去爭取應有的權益。」
所以是說那些藝人名人政治人物，穿得體體面面、漂漂亮亮，為了我們而跑去偏遠貧窮地區跟窮苦人拍大合照、結束熱門沙灘淨灘後在社交平台上釋出限時動態、覺得只要在文章裡有這個＃當代流行符號，就表示自己已完成了號召及喚醒社會大眾對人權的意識，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數據方將這些人的關注資訊賣給廣告方，自己一方面拿到應得的那一份，另一方面也可以沾沾自喜於有為這個世界盡一份心力，哪怕只是希望止息中東戰亂這種名人自己根本沒有在在意的議題，或是要大家購買「環保喇叭鎖」這種怪東西也一樣，我這樣說對嗎？
反正上述的白話文就是：
我們只要乖乖閉上嘴，好好每週工作60小時，時常消費、定時捐款、該投票就去投票、人家在募資就老老實實地拿出信用卡來、藝人明星在做公益就不要廢話那麼多快點PO個貼文還是動態什麼的都好、政客在吵什麼議題也要馬上在網路上搜尋關鍵字，或是標籤以便迅速明白一切，絕不能在面對活生生的人類時表現出「這我真的不懂，麻煩讓我們談一談好嗎」的姿態，不然會讓人覺得我們不是公民社會的一員，根本沒有在關心世界。
如此，我們製造出「有那些代理人為我們改造世界」的幻覺，接著傻傻地盼望事情可以藉由我們的「響應」而有所改善，但我們只是在週期性地埋怨整個環境，我這樣講對嗎？
本書「間接」告訴我的是，不論是貧窮、戰亂、藥物濫用，還是性自主迫害，我們都應該克制自己的本能反應——也就是批罵與內疚——因為，所謂負起別人責任的責任，不是為了撇清問題、把問題丟給別人，更不是認為自己就是所有問題的解答，而是相信彼此、相信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回應」這個世界的問題。
我為你的責任負責，你為我的責任負責，你不想活在這個社會裡嗎？還是你想繼續待在大家彼此等別人失責而活得提心吊膽的日子的世界裡？
前者我們都需要練習；我的看法，就來自於工作。
但即便工作作為一種基本權利，和網路一起在我們的生活中比例過重，也會讓人模糊焦點而失去心中的美意。
倘若哪天工作與網路一起在我們一天的比例當中下降了，我們就能把其他時間讓渡給別種形式的回應世界上面；也就不用大費周章地請出代理人來為我們呼籲重要議題而導致議題嚴重擱置了。
「簡志穎那你有方法嗎？」朋友問。
沒有，完全沒有。就連本書作者阿嬤也沒方法可言。
但問題是，在我們這個「兩天一爆紅、三天一起底」的時代裡，多得是有人會告訴你聽他們的準沒錯。
因此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其他人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的生命中有何意義上面，即便我們根本不認識他們。
〔。〕別人的權利，干我屁事：
關於手搖飲料的思想實驗：
假設你是一個每天上班都一定要喝手搖飲料的人，不喝你上班就會缺乏幹勁，生產力必定低落；尤其禮拜一和禮拜五更要喝，而且要喝就喝單價較高的，還要加小芋圓加椰果之類的，原因就在於禮拜一展開一週的悲慘上班日常，而禮拜五是為了慶祝明天開始放假，以及犒賞已經辛苦好幾天的自己。
總的來說，你把「上班要喝手搖飲料」視為一種基本人權，你的天賦權益。
但你長期忽略的是，你所謂的基本人權，其實是來自於很多很多陌生人的克盡己責。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 手搖飲料店的店員沒有賴床、沒有上班遲到，在他們的工作上負責，才能讓你手中的那一杯準時送進你的嘴裡。
• 手搖飲料店的店員去銀行換零錢，銀行行員沒有愛換不換的態度，搞得飲料店員討厭去銀行換零錢而跑去一家一家隔壁店家換零錢，沒有發生上述的事情，因為那位銀行行員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沒有鬧脾氣、沒有愛換不換的態度；因此沒有發生店員找你錢的時候還耽誤你午休時間的事情，更沒有導致你怕回去上班遲到而等得心急如焚，喝個飲料一肚子氣。
• 好吧，又假設你用的是行動支付，沒有找零錢的問題，但仔細想想飲料店那台機器的保養和維修人員，或者是保固人員之類的，如果隨便保養、隨便維修、隨便保固，那你還是會等得心急如焚、喝得一肚子氣，只為了那見鬼的機器一直刷不過你的行動支付而回去上班遲到；但如果保固人員他們尊重你這個有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謀面的陌生人，尊敬自己行為的影響力的話，他們會用自己的專業來試圖改善整個環境——不只那台見鬼的機器——比防止蘋果掉下來更後退一步的思維來優質化彼此的周遭及關係；那麼，你就能如願地享用你那杯「天賦人權」。
• 還有更多更多的陌生人：比方飲料店的送貨人員，有沒有讓茶包保持乾燥？還是在運送過程中讓它不小心浸濕了也無所謂的態度？或是不見得是無所謂的態度，而是因為該送貨人員還有16家店的貨要送（不要問我怎麼會有16家店，這裡是台灣，有很多飲料店），造成系統程序上的無法一一負責；又或者是，剛好經過大冰箱的工讀生不小心一眼瞥到冰箱面板上顯示的溫度是攝氏26度，但事實上該飲料店的食材溫度保存不得超過攝氏4度，結果因為該名工讀生因為趕著下班約會去看電影，所以也沒有把此放在心上。我們不能就此斷定該工讀生就是惡劣，因為那無濟於營造「負起別人責任的責任」生活氛圍，我們只能推估該工讀生跟你我一樣要是在那樣的情境下，做著自己認為是適切的事情，沒有意識要為他人在乎的事情負責罷了——畢竟，我們生長在一個開門見山就要求我們在乎自己在乎的事物的文化裡：我們不該為此負責而多嘴，應該由店長、幹部來負責，因為我只是個工讀生。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在這時看透你當初聲稱的人權，超越那杯手搖飲料更高尚的人類情操。
你也可能更明白我們現在捍衛的人權，一直都在法律層面打轉；但你我都心知肚明，那是不夠的，因為那只是底線，一種最基本的賦予。
比方說，沒有真正地打破「家庭天花板」，就算法律規定高階主管有99%是女性，沒有人在乎他人在乎的事物，就真的沒有人會去在乎；沒有真正地把自己兩耳之間、雙眼之後的無知講出來與大家一起談論，就算通過再多的同性婚姻法案，人們的對立與訕笑，就依然會傳出莫大的嘲笑聲。
我們每天真正渴求的是，回應與改良我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我們想看到我們的雙手是可以創造出更多東西來的，更重要的是，他人與這個世界能因我們的共同創造而開啟良好的肇始。
以我的個人經驗，還有本書的閱讀感受來說，我認為工作就是一種為他人著想的籌劃；看到那樣的籌劃得以讓他人真誠地和彼此相處，即便那些他人是跟你沒有關係的陌生人，我想那就是一種充盈自身的感謝，你會感謝自己以及別人能活在這個世界上。
本書阿嬤作者為此奮鬥，她為的是美國勞動家庭的美國夢，但我在心中暗暗自問：
台灣家庭忙的是什麼？
他們工作那麼辛苦、工時那麼長、貸款那麼多且高，為的到底是什麼？
【不夠格成為中產階級】
先別管美國夢了，台灣夢早碎了。
在我的家鄉，桃園，有很多廢墟。
廢墟有兩種：
一種是小孩子會去探險、拿著紅豆餅蔥油餅加蛋到處亂按漆黑沒人的商辦大樓的電梯按鈕，或是亂開閒置已久的電子遊藝場的員工休息室的門，然後一邊假裝逃竄尖叫，外觀看起來就像是《陰屍路》會來取景的廢墟。
另外一種在夜裡看起來，就像是一條巨大的豬血糕矗立在地表上，上面撒有少量的發光花生粉；在白天，它們都有華美的接待會館，裡面有著滑著手機的西裝人員，外面有著舉著牌子滑著手機的臨時工；牌子上面老是印刷著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意義不明的文青行銷辭令，我來翻譯它們說的是什麼：
前方五百公尺處右轉，有棟你買不起的廢墟。
要論台灣中產階級家庭的最大物質開銷，恐怕就是房子了，想想本書也很多篇幅講到美國勞動家庭失去他們的房子所帶來的影響，或是想想《游牧人生》裡，房子根本就是重複唱調的背景音樂。
但論台灣中產階級家庭的最大類別的合計開銷，恐怕就是孩子了（友人問我為何要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我想，在這裡的敘述還不夠明顯嗎？）。
依然地，我在這部分，會藉由本書觸發的想法來闡釋為何我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中產階級——不是別人指著我們的鼻子說：「你不夠格成為中產階級。」而是我們自己覺得自己怎麼這麼爛，沒有一樣事情顧得好。
以下我分為三個子標題：
⒈ 明明不喜歡上學，結果長大後每個人都當大學生。
⒉ 把幫忙建構社會的人當成可拋棄式的吧。
⒊ 一項非典型解釋——當人們要我們做自己、寵愛自己的社會暗示。
〔。〕明明不喜歡上學，結果長大後每個人都當大學生：
我想到的是，「教育外移」。
現在，2022年，台灣的教育確實已經岌岌可危很久了；這裡講的外移，不是指大家都去國外唸書，也不是大家拼命地趕流行跟著「跨界學習」，而是偽裝成「教育」、「快樂學習」，或是「跨界學習」的逃避參與。
在我爸媽那個年代的人眼裡，讀書、讀大學是為了未來的工作做準備（而我則是認為，讀大學是為了未來的休閒做準備，這個改天再聊，不然會沒完沒了）。
換句話說就是，我爸媽那個年代的人認為，大學是職業訓練所，是翻轉出身的地方。
而現今，台灣的大學，卻成了廠商進駐中心。
要是哪天台灣的大學裡，出現一間威秀影城、一棟IKEA、一座Costco、一整個佔地的礁溪老爺酒店，甚至校園裡有人在賣靈骨塔，我也不會感到驚訝的。
（朋友罵我：到底是誰會去讀在賣靈骨塔的大學啦！）
你可能會回應：這是一種新時代的跨界學習。
對，這就是問題所在，事實上我們壓根兒不把有沒有學習當一回事——一種「沒有在學習」的學習，這才是我講的「教育外移」；移到哪裡去？移到一片空白，以便娛樂至上與癲狂盲目能夠進駐。
我們根本就沒有在「學習」什麼，要是我們真的有在學習的話，我們就不會把藥物濫用的人的問題、房子被法拍的人的問題，全丟在他們身上，怪他們自己不去權利救濟，因為至少我們懂得向我們不明瞭的事件謙虛地學習，不是嗎？
我們只是很愛跟著流行潮流發明新詞彙，只為了在網路上成為風雲人物；這種群體的心理傾向，老實說，相當要命，因為這其實是系統、體制應允了我們的行為的結果，「真的」不是單一個人的錯。
然後，更要命的是，我們不相信我們自己就是環境的產物，反倒去相信什麼「做你自己」就可以是生命的主宰之類的鬼話（註3）。
好，輪到我這代人上大學後，我意外發現有個很妙的群體行為：
我們其實不在意自己讀什麼科系、上什麼課，即便有很多人轉學考、轉系考、雙主修、輔系等等等，都 · 一 · 樣（這也難怪每次的新聞週期都會看到有人抱怨年輕人學非所用；至於是什麼成因，造成我的發現跟社會上的抱怨之詞有關聯，只好交給社會學家去煩惱了；這當中也有人選擇不讀大學，那會過得比較好？犯罪率比較低？逃漏稅的數量比較少？比較長壽？子女以後的離婚率也比較低？還是說兩者根本沒差，因為整個社會早已「大學化」了，這可能還是要麻煩社會學家的專業了，再麻煩了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更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有沒有花四年時間去「訂閱」一個身份；而那個身份就是：
大學生。
這很妙，以前我姐的小孩還在上幼兒園的時候，我送他去上學時，有時會在校門口看到黏著家長不下車的小孩。
我就心想，哇我們不大喜歡上學，結果長大後卻都成為大學生。
我在想，我們社會早已默許16年國教了。
比方你跟你爸媽說：「我不要讀大學！」
你家長怒斥：「說什麼傻話！你看隔壁鄰居王小明也要去讀大學了，你幹嘛不去讀啊？！」
所以讀大學成了從眾的大眾流行文化？
接著，我們的社會往往因為「學生身份」而寬容其言行舉措，所以做什麼事都可以被原諒；又因「做最好的自己」在年輕人流行文化中大行其道，我們便沒有更好的理由不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
因此我們努力接受現今的教育，就為了有朝一日能被送進監獄。
「等等，給我等一下，怎麼結論下這麼快？！」你可能會心想。
想想看，我們長期以來輕忽他人的感受與在意之事，所以當某個事件發生時，我們會最先想到如何全身而退，同時也花太少時間無條件為別人的責任負責上面，這便產出一個看似「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看似每個人都惡劣至極的破窗效應」但實際上是缺乏整體改良的體制——畢竟我們的大學愛跨界但不愛整合、我們的大學課堂報告會分工但不會合作。
沒有人小時候作文會寫自己要成為酒駕者、內線交易者、弒親者、性侵者、智慧財產權侵犯者、欺騙中產階級家庭簽署貸款利率合約的華爾街銀行者。
但因為「我們」會說法律不保護讓權利睡著的人，於是催生出一道錯誤的命題：別人一定不會來幫我們，我們得靠自己，所以「我們」才會出此下策，以僥倖心態暫時違背自己的價值觀來尋求法律外的解決方案（這些我們，沒有其他人，就是我們所有人）。
而我們對成功的看法，也越來越不妥：
我們明明知道騙人利率的華爾街交易員行為不可取，還很可恨，但我們還是欣羨於他們的豪宅、遊輪、辦不完派對。
令人心酸的是，我們認為他們的豪宅，是他們應得，全都歸功於他們個人；哪天他們的豪宅被法拍，我們也認為是他們應得的，全都歸敗於他們個人。
這就是我們現在價值觀紛雜放縱的情形，原因可能是我們覺得沒有必要考量到蘋果哪天又會滾下來的問題，那不關我們的事情。
我們想要與人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就先要有克制自我衝動的道德情操；而道德的培養，我認為，來自於為他人著想與付出的實踐上。
你可能會指責我在一桿子打翻一船的人，但我依然主張語言本身就有觀點取向的情形，所以閱讀、寫出感受本身就應該會是一種私人的看法，一種你沒有經歷過的世界觀；如果我寫出那種皆大歡喜、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決之道給人看，那人們就不該來閱讀這些文字，因為如今的演算法多的是那些東西。
回到一開始，台灣中產階級家庭希望的是什麼？
無非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健康快樂，不受貧窮所擾，有個富足的人生。
我不認為哪個家長看到自己的子女被送往羈押庭時、在靈堂下跪被人踹兩腳時，或是在媒體上被誅九族時，會不心碎、會不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家長，都試圖兼顧所有了，卻還如此悲慘。
在此，我開始思考與一般想法相左的意見：
我們不是缺乏人權，而是缺乏人權裡面的對象。
原因就在於，我們將之視為免洗。
〔。〕把幫忙建構社會的人當成可拋棄式的吧：
假設現在是3022年，這個時候的歷史學家可能會為21世紀的自由和民主的體現，提供兩項評語：
A. 所謂的企業永續社會責任、國會席次，恐怕是指遊說集團和廣告公司的比稿成績。
B. 人民只有在掏出信用卡和走進投票亭的時候，才有價值。
好的，我們現在知道我們有責任改良整個社會，但如果我們的作為遭人遺棄的話，該怎麼辦？
好比說，你看到蘋果從你家餐桌上滾下來了，你從地上撿起來；蘋果還好好的，你不僅放回原位，你還自動添購了一個美麗的木盆以防它又滾落，又美觀它讓其他家人可以記得享用水果。
但隨著一天天過去，水果開始散發出酸甜膩味，果蠅紛飛。
你早上7點出門，晚上10點才回來，一直沒時間處理，蘋果也漸漸腐壞，最後只能丟掉，覺得自己的作為真是失敗。
結果真正有時間、有能力處理、享用、分享蘋果的人反倒視而不見；如果我們在這時候下了什麼「那些人一定是貪婪、醜陋、懶惰又骯髒，才會自動忽略我們平民老百姓的付出」，又回到了古典思維的循環裡了。
我開始想，我家鄉的那些華麗巨大的豬血糕、台灣的高房價、低薪工作環境、高工時、扭曲型教育等等的有能力為其進行大規模改善的人，或者主事者，很可能不是如媒體、如刻板印象所呈現的那樣貪婪、醜陋、懶惰又骯髒。
一樣，我沒有一項可以迎刃而解的方法，我只有別人喚起的可能性；他們分別為本書作者和佛瑞德寇夫曼。
假想你跟別人借一台筆電，你要還給他，在四隻手交手的瞬間，不知道是沒算好時間點還是說默契太差，筆電差點掉在地上！
但還是被對方接好了。以結果論來說，筆電沒摔到。
對方說：「你想把我筆電摔壞喔？！」（不是開玩笑語氣，而是憤怒、受驚和責備交會的口氣）
寇夫曼說對方的言詞反應提供兩項訊息：一是他所認為你的動機，二是他的感受與在意。
你的第一回應就會為自己的行為及動機進行辯護，因為你只會看到第一項訊息，這是寇夫曼說的。
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們人類也會因為第二項訊息而解釋自己的行為，因為我們不想傷害任何人。
只是我們因為社會潮流的耳濡目染下，我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因此，我們最欠缺的，就是彼此表達自己的感受，進而互相參照雙方感受的氛圍。
回過頭來看，那些代理我們去為各種議題冒險的名人、巨星、企業家、政治人物等，很可能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拋棄大眾而不顧。
而是因為在「遠距離溝通」的世界裡——不論是科技面還是心理學層面——我們難以親臨活生生的對象，變得我們只能靠想像力、靠他人敘事來補足現實（用個例子來看，就是你一直等別人回訊息給你，對方就是天殺的不回，你就開始腦中喋喋不休地說各種可能性，但搞不好人家只是手機掉了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現在的傳媒放送下，他們那些代理人只能用買豪宅、炒房、到處度假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他們——或者說我們所有人——用的只是自己覺得適切但其實是優先順序錯了的狹隘的回應這個世界的方式。
「不可能！簡志穎你太扯了，這是什麼奇怪的說法？！你一直都在給壞人台階下。」朋友大聲說。
坦白說，我想表達的是那些媒體上看似與中產階級對立的權貴者，跟「那個工讀生和冰箱面板」的情況，並無二致。
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作為跟不作為——會對其他人造成什麼影響。
本書作者的經驗是：不厭其煩地邀請對方談論它——想法感受都好——也同時願意說出自己的。
有些人可能會不屑一顧於此，原因我猜是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就是這並不好玩、不有趣。
人類與人類之間的互動，我想，最關鍵的就是尊重，尊重他人及其所珍愛之人事物，不論你是為華爾街王牌銀行員辯護的律師，還是手搖飲料店的店員，我想都一樣渴求基本的尊重；那就像空氣一樣，抽走了，儘管美食在前，我們也只能臉色鐵青，所以與他人互動時，少了尊重，別人也只想捍衛自己的尊嚴，根本不想理你（註4）。
因此我們必須力拒面對別人時，心裡就想著「這個有過醜聞的人、這位縱火犯、該死的欺騙老太太簽汽車貸款的銀行業者」的文化思維。
想想對方所相信的故事。
拿那個筆電的例子來說吧，如果我們放下自己，對盛怒的對方說：「這台筆電對你很重要，我很抱歉我剛剛的不小心，我向你道歉。」
「就這樣？沒了？」友人聽了問我。
對，就這樣，沒了。
「要是人家就是狂怒，跟你翻臉不認人呢？」朋友追問。
沒有要是，我們只要去試了，才會知道你上面講的那個句子為真還為假（我很高興這個概念是本書作者伊莉莎白阿嬤點醒我的）。
上面沒有最新的流行單字或片語、沒有成功心法、沒有目標管理，只有以重視他人在乎的事物為基礎的回應這個世界。
雖然無法在這時代做成迷因梗圖供大家瘋傳，但這卻很感人，如果你要我說的話。
一旦你發現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的話，你會發現這是你主動參與並回應這個世界的回饋。
你假定你不太可能會被這個世界所接納，但只要你停止任何沒有保證的假設，你就開始接納這個世界了，
而世界也接納你，我們就可以一起再造整個環境；於是，每個人都明白別人的義務，成就了我們的權利——沒有清潔隊員的負責，我們也沒有乾淨美麗的家園；沒有手搖飲料店送貨員與其工讀生的盡責，清潔隊員也無法休息的時候，與家人同事朋友一同放鬆。
我們便不會再講什麼「大環境不好」、「社會不公」或是「體制很爛」之類的話。
因為我們「就是」體制，我們「就是」環境的產物。
如果你也同意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探討「做我們自己」到底暗示了什麼？
〔。〕一項非典型解釋——當人們要我們做自己、寵愛自己的社會暗示：
羅格布雷格曼說：「想實現美國夢，你不該去美國，而是應該去瑞典或者日本。」（註5）
如果照他的看法，美國夢的定義應該為：
不再階級複製。
如果我們以同樣的定義來看台灣夢，那會很多人同意已然夢碎了。
這有個好處：跟蘋果掉下來一樣，我們可以一窺系統哪個漏洞，既然我們就是系統、體制的話。
我們可以想前述的添購木盆來裝蘋果防掉落、使它美觀一樣，用硬體、制度來環境再造；好比羅格布雷格曼推廣的全民基本收入、每人每週工時15小時、有國家無國界，或是我所推廣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如果真的每個人都要讀大學的話）：以助人為主的教育方針，比方讓前述的54%願意10～15年在家專心陪伴小孩成長與關照親友，不只那54%，也要我們整個社會的全力支持，而這就是我們的義務。
寫到這裡，要實現專屬於我們國家的夢想，根本不在階級複不複製的問題，我強烈懷疑是我自己搞錯了，而不是其他台灣人。
問題在做我們自己、要寵愛我們自己上面。
我想了一下，人們要人們做自己的歷史由來：
人類因為其他人類的無知，或者說為假的命題，而受到迫害，只能壓抑自己去痛苦地活著。
等到民權與人權運動的展開，大家希望不再活在陰影底下；於是，成功人士開始現身說法，有人就開始為其歸納成做你自己、自己是最好的答案。
這一切都很好，但不知道為什麼如今卻變調了。
我個人覺得，我們擁有現在的媒體科技、擁有有各式各樣的社會用語，它們交互作用下所傳遞的訊息，會影響我們如何看待體制之內的人們。
我們長大後看到一切完美的社交網路，覺得自己好遜，為什麽別人「做他們自己」都可以樣樣成功、兼顧所有，自己卻除了口號什麼都沒有；於是認為自己根本沒有為社會做出任何貢獻，連中產階級都稱不上。
我在想2022年做你自己所傳遞的社會暗示：
我們沒有要幫你喔、我們真的不會去幫你喔。
所以我們才拼了命地做我們自己嗎？因為不會有人來幫我們，也沒有人會願意為我們捍衛權利、助我們一臂之力只為了我們所在乎的另一則神話，好比男權運動、好比生兒育女的需求，是這樣嗎？
本書帶領我，要去用自己的人生去證明，那是一句假的陳述。
我想到的是，反卡夫卡。
【最終震撼】
我們來將人類群體社會假想成一棟分租大樓。
你是其中的一位房客。
裡面有ㄍ一嘎作響的鐵門、小強翻肚躺了兩個禮拜的會客室、一樓的共用大冰箱被亂塞，還有食物爛掉、燈泡巴咂巴咂閃個不停的樓梯間、被亂倒廚餘的頂樓花園。
你不是房東。
但你還是去為ㄍ一嘎作響的鐵門上了針車油、去掃具間拿了掃把畚箕把小強掃起、你拿自己的保鮮盒，不夠你還去買，把大冰箱裡食物分類好挨家挨戶問哪一個是哪一人家的，盒子貼好標籤，但過程中有些人怒斥「你幹嘛亂動我的東西！」你趕緊道歉賠不是並說明自己的作為，壞掉的食物你也一家家問，想到最基本的尊重，冰箱整個擦乾淨後便整整齊齊地放上一盒盒的食物，你也在冰箱門上貼著一張你自製的位置圖，跟樓層完全對照，讓人趕著上班上課時，也不會手忙腳亂地找不到自己那盒食物、你拿起梯子換了新的燈泡、你不懂園藝，上網找，找書看，自己鬆土，又一家家問有沒有不要的植物或花，又運用原本廚餘來施肥，也先問過房東可否加裝水管灑水之類的，又問可否要幾張木桌木椅，以及行動遮陽棚放在頂樓，三個月過去後，大家有了小巧又乾淨的空中花園，可以在上面烤肉、喝下午茶、曬太陽。
「這人也太閒了吧！」你也許心想。
房東沒有給你錢、房東也沒有降你房租，你當然也沒有成為什麼合夥人之類的東西。
你回應世界的方式，就是這樣，為他人付出，每個人都值得乾淨舒適的環境。
而世界也回應你、接納你，這是你意想不到的：
原本冷漠、好像屋裡藏了個死屍、小事情就彼此怪罪，或是好像看到鄰居就像看到鬼一樣地在一樓就加快腳步的住戶，開始會互相打招呼，一起在會客室、空中花園談笑，甚至開始籌劃活動來聯絡彼此、去某人家一起下廚開派對、只要有人忙不過來的時候，便互相照顧彼此的小孩和長輩、一起幫忙整棟大樓大掃除；再也不用你一肩扛起了，因為大家看到燈泡閃了會去換、蟑螂躺了會去掃。
你若覺得那些是可忍受之事，但那最後都會匯聚成你再也承受不了的壓力；好比瑞士，如果瑞士人民覺得「女性投票權」底下的相關日常生活都是可忍受的小事，那麼她們會到現在都還沒投票權，而不是1971年。
「為他人的權利負責，不僅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也是我們每天力量的泉源。」
這就是《不大好笑的人生》帶給我的最終震撼。
這份震撼，讓我想以「反卡夫卡」的心態醒來，歡迎這個世界的人們。
上述那個大樓的思想實驗，人們之所以有了轉變，不是因為他們有從眾心態、也不是什麼邪不勝正，更不是什麼不知所以然的吸引力法則，純粹只是系統引導了住戶的行為，就這樣。
我們可以像思想實驗中的你一樣，一邊改良制度硬體，一邊用心態改善彼此的關係。
這都不衝突，沒有說哪個程序誰要先誰要後。
就像，你不是學完上萬個中文字，才開始叫爸爸媽媽的吧？
所以，在心態層面上，我認為我們的文化有避免衝突的傾向，但我們的生活會面臨各種衝突，零衝突的想法可能是不現實的。
「衝突們」讓我們得以明白應改善的起始點，好比本文一開始的「我阿嬤要我對你說髒話。」（註6）如果別人很生氣地對我們說髒話，我們也許該感謝對方，因為他們讓我們知道他們的感受以及應改善的方向。
面對衝突的作為才是我們該關心的，可能有認錯、道歉、原諒、感謝、尊重、傾訴、談論、閒聊、邀請等等。
我發現，在上述中，我好像遺留了我該講卻尚未說出的行動：原諒。
到底原諒是一種無條件的負責，還是不得不採取的手段？
最後，我想以莎蒂絲艾娃的一個思想實驗作結。
她曾對她的旅伴，也是她青少年時期的性侵者湯姆說：
假設你鎮上只有一間加油站，但你每次去加油，那裡有個員工對你態度很差，好像你欠對方兩百萬一樣。
那麼你會怎麼做？
你可能會和我一樣想說：那就去別間，遠一點也沒關係，或是不要在對方值班的時候去加油。
莎蒂絲艾娃表示：「這就是關鍵，如果可以選擇，人們寧可選擇去別間、避開對方，也不願選擇原諒對方的行為。」
但如果真的只有一間呢？如果都是那個員工在上班呢？
她說：「那麼你就被迫找方法來應付這種情況，好讓自己可以持續加到油，對吧？如果家人傷害你，你若忍住怒氣不發，家裡的氣氛就會變得逐漸無法承受。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通常會找出方法來原諒我們愛的人，因為其他選擇代價太大了，畢竟換家人不像換加油站容易。」
聽起來好像原諒是一種不得不採取的手段？
然而，莎蒂絲也有說：「原諒的重點在於放下包袱，而不是把它傳給另一個人，就算對方是一開始就該扛起這個重擔的人也一樣。」
喔！這讓我想進一步去思考莎蒂絲艾娃與本書給我的感覺：我們可以化被動為主動。
我想講艾娃未言明但我覺得她應該會認同的事情：我們可以把原諒化為體諒。
我們可以主動回應。我們可以詢問：我們可以幫你什麼忙？
首先，我們得放下自己，開始好奇。
為什麼那個員工一直在上班？對方的員工證後面感覺有一張小孩子的塗鴉卡片，對方有小孩嗎？如果有的話，這位員工上班時，小孩有人照顧嗎？找得到人幫忙嗎？對方是不是為此焦慮而態度不好？
事實上這都是我們腦中喋喋不休的假設，如果我們真的想回應這個世界，那就問對方吧。
雖然我和你未曾謀面、雖然我們都在這個我們假定是卡夫卡式的世界裡生活，但因為本書，我想做點不一樣的事情：
我想要為你的權利，承擔責任，這是我的義務。而你有一天會接收到我的回應。
「怎麼收到？」你可能心想。
就是當你有一天突然想到、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做「不再讓他人忍受小事、忍受心煩、忍受重大情緒壓力」的行為時，你就收到我的回應了。
這才是嶄新的「遠距離溝通」。
註：
⒈ 她原本的話是這樣：「在教育與資歷相當的情況下，國內外女性的收入落後男性之後，我們的工作場所不夠接納生兒育女的需求，而我們也尚未設計出杜絕工作場合性騷擾與家庭暴力的有效方法。
⒉ 這個我是在《卡塔莉娜》看到的，她說：「想要資源的人得先去登記、排隊，想辦法親身參與。但若你沒讀到那份資料呢？如果沒有朋友告訴你哪裡有申請資源的可能管道呢？更別說，還有人會在他們的社區內利用這種結構累積自己的權力。在走向這些櫃檯的路上，尤其年輕、失業的那些人，其中有一部分則會被另一種平行於商業及政府而存在的類似形式所吸收——也就是犯罪組織。」
⒊ 前面是菲莉帕派瑞講的，後面是我講的。
⒋ 這個我改編自《Crucial Conversation》裡面的話。
⒌ 他在《改變每個人的三個狂熱夢想》裡藉著表格說的。
⒍ 照樣照句於腓特烈貝克曼的小說書名《我阿嬤要我跟你說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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